近日，此前备受关注的“上海老人故意推倒摩托车案”迎来最新进展：当事人陈先生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获知该老人已因涉嫌寻衅滋事被逮捕。
此前，一段老人故意推倒摩托车的监控视频在网上热传，引起舆论热议。
今年6月，家住上海某小区的陈先生通过窗户发现，自己价值6万多元的摩托车被人推倒在地。他连忙下楼查看，发现摩托车受损严重，经鉴定，修理费用将高达7000多元。
自己这辆摩托车重达147公斤，规规矩矩停放在小区规划好的二轮车停车区内，怎么会无缘无故翻倒呢？
陈先生找到物业调取了小区的监控，监控视频显示，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路过停车区，看到陈先生的摩托车后，她特意走上前去，用胳膊和身体抵住车身，奋力一推，将摩托车推翻在地，随后颤颤巍巍地离开。
陈先生从邻居处了解到，这位老人是小区内搞破坏的“惯犯”，此前曾多次推倒停在小区楼下的电动车，还曾用砖头将别人的汽车砸坏。
但因为老人年事已高且泼辣不讲理，受害者对她无可奈何，只能自认倒霉。
愤怒的陈先生咽不下这口气，选择报警处理。
没想到，警方到场之后表示很难让对方直接赔偿，劝陈先生息事宁人——“但是我估计你也不用抱太大希望，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她现在已经没办法处罚了。第一个是年龄七十岁以上；第二个就是精神病患者。”
自己作为遵纪守法的市民，合法权益被他人故意损害，只能吃哑巴亏？年龄大和精神病，竟成了“免罪金牌”？
陈先生想不通这个道理，决定“较真”一次。
半年来，他通过社交软件直播了维权进程，在经历了多次“被动撤案”“被迫调解”，工作人员拒接电话、民事诉讼受阻等情况后，终于等来了理想中的结果。
此前，上海市公安局对该老人进行了精神鉴定，评定其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具有受审能力。随后，该老人因寻衅滋事为由被立案调查，后被逮捕，10月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
虽然原定于12月2日的庭审因故延期，但最终判决一定会到来，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看到事件最新进展后，关注此事的网友纷纷表示欣慰：
网友的反应是情理之中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年过七十”和“精神障碍”两重特殊身份，还能被立案并逮捕，属实不多见。
但若认为警方之前的处理方案是“不作为”和“和稀泥”，也确实冤枉了警察叔叔。
这里，首先要纠正大家对警方的一个常见误解，就是警察叔叔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这里的价值排序是这样的：
首先是国家安全，其次是社会治安秩序，最后才是公民合法权益。
大家觉得，自己受欺负之后召唤警察叔叔过来，警察叔叔就必须为自己主持公道，不然就是渎职。
但由于职责和立场所系，警方的首要目标其实是“解分息争”，先确保别闹出大乱子。
因此，对于那些一眼看过去并非严重的违法犯罪的案件，警方的处理思路是先调解，调解不成再走其他路子。
这也是法律允许的工作方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规定：
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警方一开始介入案件的时候，摩托车定损结果还没出来，是否涉嫌刑事犯罪还需要综合判断。
那么，从警方的视角来看，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老太太倚老卖老撒泼推倒了一辆摩托车，并不是什么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大事。
因此，先调解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是常规的工作方式。
当然了，调解的话术是否合适，是另一个问题。
实践中，警方为了“解分息争”，往往是连哄带吓唬。本案中，警方声称老太太年过七十加精神障碍，法律无法处罚，其实就是想通过给受害人施加精神压力，把这个事儿控制在立案之前。别说警方了，之前还有个法院为了压低上诉率，直接贴告示说二审改判几率劝当事人别费那个劲，其实都是一个逻辑。
警方作为执法人员，这么说显然不合适。调解的本质是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双方各退一步。在老太太侵权在先且拒不赔偿的情况下，一味地劝受害者忍气吞声，这种调解建立在严重侵害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与公平正义的要求相悖。
那么作为当事人，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像这位陈先生一样，他吓唬他的，你坚持你的。
治安调解的规定是，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无法达成协议的，警方还是要依法处理。那么，你坚持不要达成调解协议，就好了。
警方这时候如果还是不立案，你可以向原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或者向同级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刑诉法》第113条规定：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当然，一般当你明确表示拒绝调解的时候，警方就会进入常规的处理程序，该立案立案，该侦查侦查。
像本案中，陈先生表示要维权到底，警方也就没再废话，麻利地做了精神鉴定，立案调查，然后报检察院批捕。
那么，这名老太太最终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她的行为，同时涉嫌寻衅滋事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
两罪有重合之处，区别在于，前者主观动机是寻求刺激，无事生非，具有随意性，侵害对象不特定。后者则是在特定目的下故意毁坏他人财物。
老太太与陈先生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推倒摩托车的时候并不知车主是谁，做这件事的目的纯粹就是给别人添堵，从主观动机来看，寻衅滋事罪更符合。
那么，年过七十和精神障碍，是否会影响追责呢？
《刑法》对精神病的规定有三种情况：
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经法定程序鉴定后，不负刑事责任。但是要责令其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的时候，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个老太太，经鉴定，有受审能力。
说明其精神障碍并不严重，没有到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地步，应当负刑事责任。
至于年过七十岁会有什么影响，《刑法》第17条规定：
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这个法条包含以下信息：
高龄只是量刑情节，不影响定罪；
“高龄”的这道坎是75岁而非70岁；
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区别对待，过失犯罪才应当从轻或减轻；故意犯罪只是“可以”。
这个老太太，未满75岁故意犯罪，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享受这个年龄优待，该怎么追责就怎么追责。
当然，由于老太太年龄确实在这儿，推倒摩托车也不是什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大概率会被判个缓刑。
与此同时，刑事追责不影响民事赔偿。
这里有一个由谁赔偿的问题。
精神鉴定结果显示：老人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对本案应评定为有受审能力。
这说明老人确实有精神病，如果经法院评定，老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当然，陈先生找她维权的时候，老人曾明确承认车就是自己推的，这说明她在推车时是能够控制、辨认自己的行为的。如果法院并未将其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这笔钱，还是要由她自己来赔。
法律有规定，她违法了，那么法律就要给她制裁——这是大家权利受损时惯有的思维逻辑。
但其实，法律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执行和解释的，这个过程当中，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利益。维权，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
警方的处理虽然没有大问题，但是的确存在小瑕疵，给人留下了“和稀泥”“不作为”的印象。但现实条件摆在这里，在执法成本和执法资源的限制下，治安调解必然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警察的首要选择。
以前是这样，以后也还会是这样。这是一种无奈，但必然的现实。
作为当事人，我们能做的，就是要认清并接受这种现实，然后选择聪明的应对方式。
权利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从天而降。
德国法学家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写道：“恣意和违法行为甚嚣尘上之时，常常证明负有法律防御之任的人们没有履行其义务。因此在私法上要求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维护法律，在自己岗位上做法律的看守人和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