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和扩大消费 政府怎样升级政策“工具箱”？

　　上个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也进行了相关的布置。根据中央及省委的相关要求，2023年全省经济工作必须多措并举扩大有效需求，用精准的促消费政策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大力推动消费回补。
　　恢复和扩大消费，如何升级政策“工具箱”是政府的当务之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对此进行了梳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思路。
□川观智库研究员 李媛莉

QA1
为何要把消费摆在首要位置？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所决定的”
　　川观智库：上个月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和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要求把消费摆在首要位置。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消费？
　　王青：我们经常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做短期分析。尤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突出。
　　我们常说的“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部分。当前坚持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战略基点，恢复和扩大消费也被摆在优先位置。这并不是因为投资和净出口的动力弱了，而是因为我国经济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动力。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必须依靠国内需求和内部增长动力。从国际发展典型事实来看，大国经济最根本的发展动力是内需。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在70%以上，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一半，已经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具体到消费支出中，国内居民消费占到约70%，社会集团消费大概占29%，外来消费大概占1%。从结构上来看，我们说扩大消费，大头和重头是扩大居民消费。

QA2
扩大消费的堵点和难点是什么？
“既有长期问题也有短期问题，2023年上半年消费依然面临严峻考验”
　　川观智库：是什么在影响和决定“消费”？王青：从长期来看，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居民消费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速是下降的。扩大消费根本上是要提高收入，这就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是短期就能见效和解决的。
　　从短期来看，对消费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疫情持续对宏观经济、就业、收入等造成的压力，导致需求大盘的收缩，消费同时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受到挤压。我们说居民“消费下降”，不是或者不全是消费能力的下降，而是由预期回落导致了消费信心和消费倾向的下降，引发消费支出的收缩。当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疫情以来居民的储蓄意愿明显上升；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居民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增速大幅下降。在居民消费下降同时，受盈利能力和经营环境影响，社会集团消费也处于负增长，成为整个消费大盘增长的最大拖累。
　　综合以上情况，消费在短期内出现快速反弹的难度比较大。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望保持总体回升，但从经济回升到就业和收入好转，再传导到消费回暖和扩张，尚需要一段时间，判断至少4到6个月，所以2023年上半年消费依然面临严峻的考验。
　　川观智库：所谓严峻的考验有哪些具体表现？也是四川扩大消费的堵点和难点吗？
　　王青：在当前，扩大消费既面临长期问题，也有短期问题；既有国内影响因素，也有国际影响因素；既存在长期存续的体制机制障碍，也有新形成的矛盾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或影响最明显的，具体表现在：
　　一是最具活力的年轻群体的消费下降比较快。与年轻群体密切相关的是服务消费，而服务消费也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比如美容健身、餐饮、文化娱乐、亲子休闲等到店型、互动型、体验型服务消费下降比较明显。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下降比较快。不同收入群体对不同类型消费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收入人群对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食品、居住、就医等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中等收入群体对改善型和享受型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因此当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受影响后，这些改善型消费也受到较大冲击。
　　三是大型都市圈和城市群对消费的引领带动作用有所下降。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城镇消费占比超过八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前10位的城市其社零总额之和占到总体的1/4。疫情以来，受场景、城际交通等影响，大型中心城市不仅自身消费受到影响，而且也引发了区域消费体系和互动机制的断裂。从2022年来看，上海、北京、苏州，包括成都，社零总额多是负增长，全国城市消费增速也是低于农村的。
　　四是占消费支出大头的住行消费整体下降比较快。住行类商品合计占社零总额的比例达到20%左右。随着住宅市场回落，连带家电家居装修消费大幅回落。2022年1—11月，家电、音像器材、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均为负增长，也是社零总额中降幅最大的品类。汽车消费尽管整体实现小幅增长，但主要是受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增长所带动，如果近看燃油汽车市场，1—11月销量增速是下降11%。
　　上述几个下降较快的领域，既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需要尽快稳住和恢复的重点领域。当然，这些领域也是四川恢复和扩大消费面临的难点和堵点。

QA3
消费增长是否潜力不足？
“当前我国扩大消费仍然有较大的潜力空间和支撑动力”
　　川观智库：稳定和恢复消费面临的难点较多，是否意味着消费增长的潜力空间有瓶颈？
　　王青：尽管消费的恢复面临困难和挑战，但不能据此判断消费增长的空间和消费升级潜力不足，这主要是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增长依然具有强劲动能，四川也是如此。
　　第一，从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表明，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消费率）和人均GDP之间呈现U型曲线，即随着人均GDP持续增长，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再回升的过程。这个触底回升的拐点，大致是消费率达到50%。2021年我国消费率大致为55%，已经处在回升阶段。和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相比，我国消费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消费市场仍有扩张拓展的潜力。
　　第二，居民消费正处在新一轮的升级阶段，即由“从无到有”向“从有到好”转变。一方面，表现在对中高端商品需求的增长，例如即使在疫情期间，高档珠宝首饰、化妆品、名表等商品消费增速仍然明显高于其他品类商品。此外，以中高端汽车为代表的置换升级消费比较明显，目前在汽车销量中，大致有55%是置换旧车或者增加购买数量带来的。这种更新升级消费在家电、改善型住宅等领域也有表现。另一方面，就是服务消费的扩张和占比提升。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4000国际元时（注：麦迪森1990年美元为基准水平），服务消费会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并逐步超过商品消费支出，经济更加呈现服务经济形态。在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14000国际元，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约为46%，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服务消费需求快速扩张的窗口期。
　　第三，新型城市化对消费的引领带动功能强化是大趋势。从全球来看，大型城市和都市圈既是消费聚集的主阵地，也是消费创新的策源地。随着城市化进一步推进，特别是大型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形成，不但对整体消费的引领和创新功能会进一步增强，而且也将持续构建和完善区域消费体系，成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支撑。
　　第四，技术进步将持续形成新的消费内容、模式和动力。像网络购物、元宇宙等领域，基本是靠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增长点和新消费热点。例如新能源汽车或智能汽车消费保持超高速增长，很大原因并不是汽车需求本身增加了，而是技术变革引发居民对新消费产品的消费热潮。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当前，每1元线上消费中，大致有0.36元是被新技术和商业模式激发的新增消费，对线下消费的替代部分为0.64元。随着互联网消费模式的快速迭代，例如网络购物从传统电商向内容电商、兴趣电商、社交电商等发展，时空、交互、社交带来的新增效应依然会比较明显。
　　第五，消费群体和消费理念在变化。当前家庭结构小型化、单身群体数量增长、老龄化等因素，将催生单身经济、陪伴经济、银发经济、夜间经济等多种经济形态，为消费扩张和市场细分提供动力；教育程度提升和“Z世代”成长起来，也促进个性化消费、圈层消费、绿色消费等。基于消费群体结构和理念变化对消费的带动，类似互联网出行、新国货、萌宠等消费领域，有望进一步激发和打开。

QA4
政府怎么做才能激发消费潜力？
“把握五个重点方向，并探索完善促消费的政策‘工具箱’”
　　川观智库：政府怎么拓展空间、激发潜力？
　　王青：目前要扩大消费，应着眼环境变化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尽快建立起扩大消费的一些新机制。
　　长期以来，在财税体系、政绩考核、统计体系等激励下，各级政府在扩大生产、扩大投资和促进出口等方面，都建立起了相对成熟的政策体系，也形成了较为有效的执行机制。但在新发展阶段，面向扩大消费、促进服务业、鼓励创新等，在思维上、途径上和政策上，感觉没有手段和抓手，办法不多、无从下手，相关配套的政策体系有待建立与完善。
　　我认为，在制定成体系和长效的促消费政策之前，四种机制的建立至关重要：
　　一是供求匹配机制。指消费与投资之间相互协调、互为支撑的有机联系。所有产品和服务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只有供给和需求匹配，整个经济循环才能高效通畅运转。客观地说，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在外需发挥重要作用的阶段，投资和国内消费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脱节的情况。随着进入内需主导的发展阶段，这种状况迫切需要转变。投资要更多着眼于国内消费的发展要求和变化，真正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二是市场激发机制。尤其是要建立新的激发机制。换句话说，就是要适应消费发展的趋势，顺势而为，有效激活消费。其中既包括现有被抑制的消费，也包括持续壮大新消费及不断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实现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大和更好满足。
　　三是消费创新机制。特别要关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对扩大消费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从手段上还是从内容上，新技术对扩大消费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各个领域的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要持续创新，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要加速融合。不能用传统的监管理念、监管规则和监管手段来管理新经济，更不应出现救火式运动式的监管执法。
　　四是有效转型机制。消费还要体现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势与要求，更加体现多元化多层次，更加体现健康适度，更加绿色低碳，更加注重福利代际传承。扩大消费的目的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与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品质、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家经济安全相适应。所以，也要形成有效的引导政策和机制，促进整个消费实现升级和转型。
　　川观智库：从四川的情况看，上述机制具体该怎么建起来？
　　王青：建立起这几个机制，在未来一段时间，四川有五个重点方向可以把握。
　　一是投资从生产导向转向民生导向。政府的投资领域和财政预算，更多兼顾用于民生领域的断点堵点，提升相关投资的有效性，而不仅是产业发展。体现为消费生产，为改善民生投资。
　　二是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供给体系。我们应该承认，消费是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因此在供给体系上，也应在主体上、产品上体现这一特征，更多通过市场来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比如说教育、医疗、养老、文化领域，需求是多样的，市场是细分的，一定有基本的、兜底的，也有中高端的、个性化的，不应该只有一个选项。要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在供给上的支出责任和功能界定，哪些必须由政府提供，哪些可以让社会资本来提供，哪些服务要实行价格管制，哪些服务可以有序放开价格，哪些领域要政府提供等。
　　三是发挥新技术改善供给作用。例如网络购物、直播电商等新模式对于促进新国货新国牌发展，就发挥了关键作用；线上线下融合创新，也推动了各类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的快速迭代。这些都将对扩大本地消费，整合配置外部消费资源要素起到重要作用。四川在这方面也是有一些成效和经验的。
　　四是完善促消费的配套体系。重点是补齐城乡扩消费的障碍和短板，例如城市的配送体系、同城寄递服务，业态融合、主题突出、群体聚集度高的新消费场景；农村地区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优化汽车充电加油、维修保养网点布局；加强城乡同标的消费者保护制度；等等。
　　五是推动促消费政策和制度日益完善。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关税的调整，服务业和消费统计制度的改革，政绩的考核体系和统计体系，形成各级政府促消费的激励机制。
　　川观智库：从建立机制到制定政策，政府应该怎么升级政策“工具箱”？
　　王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了扩大消费的三项任务：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从长期来看，目标的实现需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做好稳定和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等工作。从短期来看，消费能力的提升、消费条件的改善和消费场景的创新，需要地方政府坚持三个政策发力点：一是消除消费的基础设施短板；二是注重分类施策；三是尽快稳住住行消费。
　　具体来说，在消除消费的基础设施短板方面，重点补齐新消费基础设施。除此之外，四川在支持成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中，要着重以成都为中心，打造区域一体的消费都市圈；同时，有必要着力构建以成都为重要支点的成都、重庆、西安，以及成都、昆明、贵阳两大特色消费圈，提升区域消费体系创新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分类施策方面，因为消费的区域差别、群体差别、层次差别大，所以一定要考虑政策的精准性，这就要强调分类定策和分类施策。从全球消费发达的大都市的发展经验看，塑造具有地方特色、包容性的文化是促进城市消费功能、提升消费认同感和吸引力的重要支撑。以成都为例，打造美食美景美酒美人、彰显“川派”休闲文化，助推和引爆消费热点热潮，是重要的优势。具体来看，分类施策还需要体现在以下路径上：以创新为引领，培育强劲的内需增长新动能，增加优质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以新国货新国牌消费为契机，建立供求匹配新途径，提升供给体系适应性和创新力；以青年群体为重点，塑造消费活力持续释放驱动力，提升对接单身群体“小而美”生活需要的供给水平；以外来消费为目标，打造地标性消费场景，增加特色文化商品服务供给，深度挖掘外来消费潜力；等等。
　　尽快稳住住行消费方面，要有一些新政策新手段。因为住行消费既是大头，同时又是近期下降比较快的，但市场潜力巨大，恢复的效果也会比较突出。例如汽车消费，可以考虑针对置换升级出台地方补贴，进一步激活乡镇、农村等下沉市场，有序放开汽车改装美容等后市场潜力巨大的个性化消费领域。
　　在丰富政策“工具箱”上，也有一些政策可以探索：针对不同地区、类型的商品服务消费，优化消费券政策，发挥促消费的杠杆效应；抓住消费窗口期和周期性特征，开展以特色购物节为代表的节庆消费，打造夜间消费等；针对新能源汽车、家庭装修等大宗消费，考虑阶段性列入个税抵扣范围；争取国家支持，在成都市区增设市内免税店、免税快闪店；适当调整或阶段性调整黄金珠宝、名表、中高档化妆品的消费税率；在现阶段放宽社会集团消费限制，鼓励办公设备设施更新，规范开展年底团建活动等；加快外来人口市民化，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和其他城市福利，进一步激发新市民消费潜力；加大对小微企业主体和个体工商户的纾困、补助，解决回款、小额融资等难题，从供给和需求双向发力扩大消费。